2019中国当代艺术群落综述
2019中国当代艺术群落综述
王斯塔
“群落”一词最早作为一个生物学名词出现，指一定生活环境中的所有生物种群的总和。它的几个基本前提是生物体集合、建立关系的规律组合和一定的生活环境。而社会学中的“文化群落”概念是指“文化个体对超越其上的超越价值作向上的文化认同，在此个体性的文化认同中，个体自由发展，生成意义，以此达成个体之间以此超越价值为号召的相互认同，这种个体之间相互认同产生的集体形态就是文化群落”[1]。“艺术群落”即以“艺术”为共同标签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人群聚集群落，主要以艺术区的形式展现。
2019年与艺术区有关的大事件有北京环铁艺术区、罗马湖艺术区的拆迁以及广州的红专厂艺术区的关闭。这引起了对于北京、广州两地乃至全国各个艺术区和艺术区内的艺术家生存境遇的讨论，进一步延伸到对艺术区的流变与发展历史的追溯和梳理。佩斯北京宣布关闭798原有展厅也引起了人们对艺术区内画廊行业的经营状态的讨论。除此之外，如北京的798艺术区、上海的西岸艺术区这类发展稳定的艺术区依然受到大家的关注，新的经营形式以及艺术区内新的商业模式下建立的艺术机构也受到讨论。总的来说，2019年对于艺术群落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艺术区发展历史悠久的一线城市。其中北京地区最为集中，广州因为红专厂的关闭也引起人们对于广州艺术区生态的一波讨论的热潮，而上海地区的艺术区以其持续稳定的发展也保持着一定的关注度。
中国艺术群落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各个地区的艺术区都有其起源的历史情况与发展历程，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当代艺术处于半地下状态，加之当代市场的不成熟，当代艺术家很难在二、三线城市形成较稳定的聚集区。而作为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当时北京地区的艺术区的起源时间最早，发展规模最大，发展历程也十分曲折，因此北京地区艺术区的起源与发展是中国艺术区发展的一个典型代表。此外，北京地区艺术区的发展也与北京的当代艺术创作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有人称：“北京的当代艺术史就是一部北京艺术区的变迁史。”2019年度关于艺术区的起源与发展的讨论与展览也主要围绕北京地区展开，其他地区艺术区的起源问题留待专文另述。
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巨变和社会思潮的解放，在“85思潮”的推动下，有艺术家陆续搬到圆明园一带的租住房屋进行创作，后来随着人数增多，逐渐形成了中国第一个艺术区，即所谓的圆明园画家村。2019年在宋庄美术馆举办的“徐志伟镜头下的中国当代艺术1992—2002”展览经过对徐志伟老师文献资料的梳理，选择了其关于“圆明园画家村”、“宋庄画家村”、“艺术展览和艺术家工作室”等内容的摄影作品进行展出，展现了圆明园画家村这一当时独特的社会现象，记录了艺术家的日常生活和创作。展览中还展示了《艺术流浪》的书稿，《艺术流浪》是徐志伟和王秋人编写的一本关于圆明园画家村的文献集，内容主要是通过画家自身的角度去介绍圆明园画家村的情况。[2]
圆明园画家村在1995年被取缔后，艺术家们转入了宋庄以及其他艺术区。此后北京出现了大大小小几十个艺术区，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和迁徙史。2019年在北京李桥吴庄九美术馆展出的 “快闪双年展——北京艺术区流变史文献展”记录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今天由地点、艺术家生成的北京艺术区的迁徙路线。展览中，策展人王春辰把萌芽期的圆明园画家村之后北京艺术区的流变史分为了发展期、井喷期、繁荣期、流散迁移期和星状分布期几个阶段。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北京艺术区逐渐发展。90年代前期出现通州宾河小区与北京东村艺术区。90年代后期出现宋庄艺术区、北岗子艺术区、上苑艺术区。2000年后北京艺术区继续发展，井喷期出现了798艺术区等艺术区。2006年到2010年是北京艺术区发展的繁荣时期，相继出现左右艺术区、一号地国际艺术区、环铁国际艺术区等艺术区。2010年到2017年，北京艺术区进入流散、迁移的状态，这一期间出现了孙河艺术区、北塘艺术区等艺术区。2017年至今，北京艺术区呈星状分布，出现羊房腾龙艺术区、顺义T3艺术区等艺术区。[3]
总的来说，北京的艺术区并不稳定，除了798和宋庄两个艺术区形成了比较大的规模和比较稳定的发展以外，其他艺术区面临着各种问题。艺术区内的艺术家和机构在艺术区驻扎下来后，一般倾向于尽可能长期租住，但是在开发商的商业计划或政府的政策下，艺术区又时常面临拆迁、改建等问题，这时候艺术家和机构就不得不进行迁移，这是造成北京艺术区流变的主要原因。艺术家、艺术机构和政府围绕艺术区面临的现状所进行的讨论，会在第三部分进行展示。
全国主要艺术区的现状
中国的几个主要大城市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艺术群落，艺术区的分布明显与城市的经济文化发达程度有着直接关系。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三个一线城市的艺术区的数量和规模相较于其他城市更为突出。在2019年，三座城市的艺术区也都出现了一些积极或者消极的事件，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
（一）北京地区
北京目前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商业化最成功的艺术区是798艺术区。798同中国很多其他艺术区一样是从工业园区改建而来，20世纪初包豪斯风格的建筑和低廉的租金吸引了一批艺术家进驻。在2019年的“《迁徙的乌托邦》第一季——798艺术区与《暖冬》”论坛上，几位艺术从业者回忆了798艺术区的建立与发展。最早入驻798艺术区的是艺术家黄锐，艺术家徐勇和出版人罗伯特则回忆798艺术区早期的形成过程，两人都在2002年进驻798。艺术家张玮则把798出现的时间推到了1999年央美举办的“扩散——当代雕塑7人展”时期，彼时已经有艺术家在798园区完成自己的作品。徐勇回忆798艺术区走上市场化的道路是在2005年以后，随着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大量艺术家和艺术机构蜂拥而至。到2006年，798艺术区被政府正式命名为当代艺术文化园区，2006年以后被政府管控并且秩序化。[4]
随着商业化、市场化的发展，798艺术区逐渐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文化名片和风向标，拥有了很大规模和知名度。2019年8月30日，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了第二届北京当代·艺术展，其间在以“思考与引领：798文化发展新维度”为主题的论坛上，798艺术区的创始人王彦伶对于798的定位做出了阐释。他在发言中指出，要将798打造为包括世界文化使馆区、国际艺术机构聚集区、艺术产业交易中心、文化旅游休闲区、文化自贸区、国际青年艺术家交流平台在内的战略定位。[5]事实上，798艺术区在此战略定位下，在2019年也举办了一些活动，吸引了许多艺术从业者与观众参与。2019年3月22日至29日举办了第三届画廊周北京，期间还加入了展示青年艺术家的“新势力单元”、增进国际交流的“艺访单元”和在户外空间进行展出的“公共艺术单元”。同期举办了“北京国际艺术高峰论坛”，旨在聚焦中国及全球当代艺术领域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议题并提供洞察及见解，就影响当下中国以及全世界当代艺术的根本性因素进行交流与探讨。[6]此外，798艺术区还在10月份举办了“798迎国庆——暨798系列艺术展”和“798艺术之夜”，“798艺术之夜”旨在在北京推进“夜间经济”的号召下打造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夜京城”消费品牌，这也是798在政策与经济驱动下对自身价值做出的维护与挖掘。[7]
宋庄艺术区同样是北京最具有知名度的一批艺术区之一。最早进驻宋庄的是90年代从圆明园画家村被驱逐出来的一批艺术家。根据方力钧的回忆，在经历一段早期时间后，2004年胡介报开始担任宋庄镇党委书记，在此之后，宋庄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宋庄艺术节从那时开始举办。[8]宋庄发展迅速，除了艺术家、策展人、艺术批评家等艺术从业人员进驻以外，也有宋庄美术馆、上上美术馆、树美术馆等艺术机构定期举办展览。2018年方力钧接任宋庄美术馆馆长一职，也给这个全国最大的村级美术馆带来了一个利好。然而近几年宋庄艺术区在自身发展和定位上也面临着问题。有人指出，除了艺术从业者外，这里比较火爆的产业是特色餐饮、咖啡店、小酒吧、高考美术培训、国展班、营销公司和网络直拍，因此相对于798，宋庄就显得更加鱼龙混杂。[9]
此外，2019年关于宋庄艺术区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专业学习博士课程的秦竩的著作《当代艺术与宋庄的三重解读》获得了第十三届AAC艺术中国艺术出版物提名奖。从2012年年末着手田野调查到2018年书稿成型，她从人类学、社会学角度对宋庄与当代艺术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书中阐述了宋庄艺术场域的建立历程，从艺术家群体交往行为到中国当代艺术知识与权力，点明了宋庄在当代艺术中起到的重要作用。[10]
然而，相对于798和宋庄艺术区得到的相对稳定的发展，北京其他艺术区面临的命运则比较坎坷。随着艺术区的流变，不断有艺术区在北京的艺术版图上消失。在2019年消失的两个艺术区是环铁艺术城和罗马河艺术区。环铁艺术区的规模比较大，环铁的不同区域，拆迁时间也不相同。在环铁艺术区腾退通知之前，周边的违建已经在陆续拆除。最早拆除的是2017年的环铁会馆，环铁一线及直线段的拆迁时间是2019年4月。[11]在2019年7月7日，朝阳区将台乡人民政府贴出腾退通告，要求在七日内自行清理、腾空并办理场地。同样在2019年面临拆除的艺术区还有罗马湖艺术区。2019年6月13日上午，艺术区被贴上了强制拆除公告，公告上写着：“近期将对此违法建筑进行拆除，请各承租人予以理解、配合与支持。请您于2019年6月22日之前自上述违法建筑内搬离，2019年6月24日拆除。”最后罗马湖艺术区于2019年7月10日早上开始实施了拆除。[12]
（二）上海地区
上海作为一座文化产业发达的城市，出现过M50、五角场、威海路696、红纺等大大小小许多艺术区。其中创建时间最早的艺术区是坐落于上海市莫干山路50号的M50艺术区，其前身是上海春明粗纺厂。2000年，艺术家薛松将自己的工作室搬到M50, 2002年香格纳画廊在M50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空间，M50逐渐吸引了更多艺术家和画廊入驻。经过了早期粗放发展的阶段，在2008年之后，M50确立了品牌化运营战略，优化了园区系统，将“艺术、创意、生活”确立为品牌核心价值，开始进行品牌化探索。但在2016年，园区里的香格纳画廊、艾可画廊和没顶画廊都搬到了西岸，这给园区的未来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13]
近几年上海备受瞩目的是位于黄浦江西侧的西岸艺术区。西岸艺术区与其他艺术区的不同在于，西岸一开始就是政府政策支持下的产物。2011年徐汇区第九次党代会提出打造“西岸文化走廊”品牌工程。2014年龙美术馆和余德耀美术馆先后投入运营，同年西岸开始举办品牌活动“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2016年，原在M50的香格纳画廊、艾可画廊和没顶画廊搬入西岸。[14]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西岸艺术区得到了飞速发展。2019年11月5日，法国总统马克龙揭幕“西岸美术馆与蓬皮杜五年展陈合作项目”，同时上海余德耀美术馆、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和卡塔尔博物馆群三家机构也宣布将联合开发、共享展览和项目。11月7日，新一届的西岸艺博会拉开帷幕。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西岸建筑与当代艺术双年展和西岸音乐节等构架了“西岸艺术季”，每年推出举办各类文化艺术活动超过100场。这些成绩都是西岸艺术区艺术影响力的表现。在11月“上海艺术季”中举办的“大艺无疆——全球艺术馆高峰会议”上，徐汇区负责人表示，未来的西岸将成为亚洲最大规模的艺术集聚区。[15]
2019年上海也有新的艺术区出现，位于闵行区梅陇镇的上海观缘文化艺术创意园区作为上海西南地区最大的文化创意园区于2019年正式亮相，这一文化创意园区以视觉艺术的创作、展览、配套服务为特色。2019年，上海观缘文化艺术创意园区成为了上海青年艺术博览会的主要基地，同时艺术区的首个艺术展览“寻觅江南：乐震文、陆春涛双个展”也在2019年9月开展。目前，上海观缘文化艺术创意园区正力求打造成为长三角艺术文化服务新型平台，服务长三角的艺术机构、艺术家等。[16]
（三）广州地区
广州作为和北京、上海并列的一线城市，也出现了红专厂、柯木朗等艺术区。2019年对于广州艺术园区最大的事件是运行十年的红专厂艺术区的关闭，这引起了人们对于广州艺术区现状乃至广州当代艺术情况的讨论。
红专厂被认为是广州众多文化创意园区中艺术氛围较为浓厚的一个艺术区。从工业园区遗址发展而来的红专厂因其红色砖材的厂房和“又红又专”的年代背景而得名。2008年，鹰金钱公司按照广州市“退二进三”的规划要求，将厂房从员村搬迁至从化。集美组设计公司于次年和鹰金钱签下合同，由集美组主导，邀请一批艺术家对其进行改造，打造“红专厂艺术生活创意基地”。2009年，广州市相关领导来到改造后投入使用的红专厂考察，提出红专厂应该十年不变地保留原状。这条建议还被写入了《关于广州北岸文化码头建设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然而仅仅一年后，广州市政府在研究广州新型城市化发展总体思路会议上，提出了将员村片区打造成国际金融城的概念。2012年，时任广州市长陈建华表示要将广州国际金融城打造成为“广州的华尔街”。在此背景下，2013年，红专厂第一次传出拆迁消息。拆迁的起因是集美组与鹰金钱签订的租赁合同即将到期，同时红专厂地块被纳入了广州国际金融城的规划范围。到了2018年，广州市中院终审判决集美组公司清退租户，归还土地，集美组公司又拖了半年，以市长会议纪要里十年不变保留原状的内容为由拖到了2019年。[17]
最终在2019年11月21日，广州红专厂当代艺术馆暨红专厂艺术与设计工厂宣布这个运行十年的当代艺术机构以及它所在的艺术园区即将关闭，当时的展览“关联与断裂：红专厂当代艺术馆藏品中的超验图像”及其他所有与本园区相关的展览和活动亦均予取消和关闭。
事实上面临拆除的创意园不止红专厂。与红专厂齐名的客村TIT创意园也公示了要建造总部大楼的规划。如果规划通过，那么将来TIT也将变成矗立着广州科学馆和写字楼的地块，不再是目前都是低层建筑的面貌。
但也应该注意到，就在红专厂、TIT拆除和即将拆除的同时，从2018年到2019年，树德之光、B.I.G.海珠湾艺术园、O2青创社等创意园又不断涌现。过去十年被认为是广州市创意园井喷的十年，而树德之光、北岛创意园等为代表的创意园更加强调整体的设计感和对园区企业的服务，被认为是宣告了创意园新的时代的到来。[18]在未来，广州的创意园数量可能还会增加。
（四）其他地区
除了北上广这几个超一线城市外，中国的其他城市也分布着以文化创意园等形式存在的艺术园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艺术区也主要分布在一、二线城市或省会城市。这些艺术区主要是通过对旧有的第二产业工业园区进行改造而产生的，同样也面临着商业化发展、拆迁等问题，有着各自独特的发展脉络与流变历史。
厦门有文化产业园的例子，例如位于厦门市湖里区华昌路132号、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的联发华美空间文创园。园区曾是华美卷烟厂，由大空间厂房、仓库和临街独立庭院式建筑改造而成。园区分为时尚创意空间、文创商业体验区和创意办公空间，然而除了位于边缘处的巴秋美术馆外，鲜有一定规模的纯艺术空间。位于厦门市的北岸艺术园和艺术西区相对于联发华美空间文创园规模要小许多，然而面临的问题更大，园区内的艺术空间展厅少有观众参观。据悉，在未来，北岸艺术园区将增加商业配套，将艺术区的定位进行调整、转型。[19]
南京的“南京晨光1865创意产业园”最早是晚清的军工建筑，2007年，在秦淮区政府和晨光集团的共同打造下进行改造。园区内有近百家公司，涉及文化创意、设计办公、科技研发、总部经济四类业态，是南京工业遗产改造为文化创意园的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20]此外，南京最早的艺术区是“联手创库”艺术区，“联手创库”是南京当代艺术发展历程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区，虽然它存在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对于很多艺术家来说意义非凡。2019年，由艺术家吴翦发起的“联手·十八”当代艺术展在南京市宁海中学美术馆举办，展览回顾了“联手创库”形成的历史与艺术家的心路历程。[21]
艺术群落的生态
（一）艺术家的生存情况
艺术家是艺术区的主体，早期的艺术区主要是通过艺术家的自发组织形成的。如北京的圆明园画家村、宋庄、798等艺术区，最早都是由艺术家出于地理位置和租金低廉的考量，自发在这些地区租房并设立工作室，后来逐渐形成了聚集效应。
在发展的过程中，艺术区中艺术家的生存境遇往往受到人们关注。艺术家在艺术区内可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艺术区的拆迁，这不仅代表着艺术家必须进行搬迁，同时前期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的工作室可能被拆除，造成经济损失。同时受艺术家诟病的是，给艺术家进行腾退搬迁的时间往往很仓促，例如在2019年拆迁的环铁艺术城要求在七日内进行腾退，同样，罗马湖艺术区在6月12日贴出公告，要求在6月22日拆除。对于艺术区拆迁对艺术家造成的损失，艺术从业人员往往表现出关切和愤慨。例如策展人王春辰在采访中表示了对被拆迁艺术家的关切：“从事当代艺术的艺术家恰恰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生存得大多非常艰辛，没有任何保险，又得不到社会更多的关爱，即便是一个成功艺术家也充满着不安和焦虑。”[22]贾方舟则在文章中呼吁政府关注艺术家群体：“要把职业艺术家这个群体看作这个社会的财富，办法总会有的。而不会动辄就以‘限期搬离’这样粗暴手段为之。”[23]
艺术家虽然在艺术区搬迁中处于弱势，但这并不代表着艺术家只能被动接受搬迁的命运，艺术家同样也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去维护自己的权益。2009年在北京进行的“暖冬计划”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当时环798的几个艺术区如创意正阳艺术区、008艺术区等面临拆迁问题，艺术家通过艺术维权的方式申领到了拆迁的赔偿金。在2019年的“《迁徙的乌托邦》第一季——798艺术区与《暖冬》”论坛上，“暖冬计划”的几位参与者张小涛、肖戈、张桂森、郑阔、何崇岳回顾了“暖冬计划”的过程和意义。艺术家张小涛认为：“暖冬可能是这三十年来艺术区的拆迁事件中，唯一一次维权成功的一个案例，从精神上、从经济上、从公平、正义、公民社会的建构来讲都是有建构意义的。”艺术家肖戈则回顾了当时“暖冬计划”进行的四次暖冬展览的过程以及其中艺术家的作品和展出期间遇到的阻力。纪录片导演郑阔在“暖冬计划”期间全程跟拍完成了《暖冬》这一纪录片。纪录片同时也反映了艺术家在领到赔偿款后，在分钱等问题上产生的争执，从另一个方面展现了“暖冬计划”的全过程。[24]
而随着艺术区的拆迁，引起大家讨论的是，艺术家是否需要如此大面积的工作空间。艺术家徐勇和出版人罗伯特都回忆说，最早工厂愿意租给他们几百平米的空间吸引他们进驻798。他们强调了大面积的创作空间对艺术家的重要性，大面积的空间和低廉的租金是早期艺术区吸引艺术家的主要原因。然而随着艺术区的变迁，艺术家工作室面积的减少可能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艺术家王光乐认为：“在国外刚毕业的学生不可能租得起100多平米的工作室，中国艺术家的工作室的确挺奢侈的。……这种考验恰恰应该是常态，没什么不正常。”[25]
（二）艺术机构的生存空间
早期的艺术区以艺术家的工作室为主，随着艺术区的发展和市场化的需要，很多艺术区的主体变成了美术馆或者画廊。如北京的798艺术区、上海的西岸艺术区，这种高度商业化的艺术区以美术馆和画廊为主。这些机构的生存状态同样受人关注。
一些机构借艺术区的力量得到了长期稳定的发展，像798的常青画廊依靠良好的经营模式，到2019年，已经在798艺术区度过了15年，在2019年10月更是举办了“常青画廊中国十五年”展览作为对画廊发展的回顾。
但是同样有很多艺术区内的艺术机构面临着拆迁、搬离等流变问题。2018年7月初，北京草场地艺术区的德萨北京空间和艺琅国际宣布关闭其画廊空间，原因是临时接到相关部门通知，勒令于7月31日前搬出。这也导致两个空间的展览计划不得不终止并寻找合适的空间，给两个机构带来了极大的损失。[26]
有的艺术机构面临被动拆迁，而有的机构则主动选择了退出。2019年7月8日，佩斯画廊创始人Arne Glimcher对外宣布，将关闭佩斯画廊位于北京798艺术区的原有展厅。他称现在于中国大陆开展画廊业务是非常困难的时期，但仍将保留其办公室及贵宾展厅。2008年入驻、空间面积超过2000平米的佩斯画廊宣布退出也引起了艺术界的广泛讨论。佩斯北京负责人程雪称佩斯北京的展厅在过去十年中所扮演的角色超越了一个单纯的商业画廊空间，做了不少美术馆性质的展览，然而过去几年，中国各个主要城市都有了高质量的艺术空间，给佩斯画廊带来了更多合作的可能性，同时佩斯面临的国内艺术市场的丰富变化也令其需要保持一个更为灵活的形态。[27]
对于佩斯北京关闭的原因，业内主要认为是出于经营成本上的考虑。一方面是因为艺术品市场不景气的现状，另一方面受中美两国贸易摩擦的影响，38%的综合税收无疑增加了原本就非常高昂的画廊成本。同时，在工商分类上，画廊属于销售工艺美术品的批发零售行业，不仅需要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而且基本上没有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在各种压力下，佩斯画廊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选择了退出。[28]
也有机构对自己的空间进行升级和改造。作为最早进驻798的美术馆之一，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全新改建完成的美术馆于2019年1月17日面向公众开放。改建后的UCCA对空间进行了功能分区，增加了1800平米的空间，作为UCCA的办公室、儿童教育中心。UCCA馆长田霏雨谈到，这个改造不会影响大的方向、定位，只是让UCCA一直在做的面对公众的工作变得更容易被看到。同时这次改造增强了UCCA的接待能力，使得UCCA可以做像毕加索展这类大型的展览。而UCCA主要的发展也力图“从单一的艺术中心改变为一个多层面与艺术相关的集团，成为一个多元化的体系”[29]。
有艺术机构离开的同时，也有新的艺术机构入驻，新入驻的机构时常会表现出和传统机构不同的特点。2019年5月8日亮相798进入试营业的IOMA爱马思艺术中心称自己为全球首家“WeArt”实验室，即释放用户的内容生产力，让观众参与进来。IOMA自我定位为一个艺术与商业业态的综合体，有展览、商店、餐厅及各种跨界活动，并且在logo和展馆设计上都更考虑如何吸引观众，并不排斥”网红“，反而力图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一个”学术机构“。在展览策划方面更多考虑包容性，更多策划跨界与主题性的展览。[30]这种新的商业模式下的机构在艺术区中发展的前景会怎样，也是今后艺术界关注的对象。
（三）政府对艺术区的作用
地方政府在艺术区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艺术区能否建立并且长期维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土地政策和文化政策，如果被认定为“违章建筑”，就难逃拆迁的命运，但也有许多艺术区在政府的文化政策支持下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拆迁艺术家虽然往往作为弱势群体出现，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完全占有法理上的优势，艺术区被拆迁，通常都是因为被认为是“违章建筑“，政府在拆迁的过程中也有法理依据可寻。例如广州的红专厂用地在2008年回收后，土地所有权属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由于暂未开发，政府委托鹰金钱管理，政府有权回收再利用。而“按照广州市2009年出台的工作规划，广州北岸文化码头（含红专厂板块）的使用年限为10年，也就是到2019年，政府已经有理由对红专厂进行拆除。[31]同样，罗马湖艺术区的用地最初用途是从事养殖业的农场，建造艺术区属于农地非农利用，后来这个未经审批的违法建设行为被反映给了当地土地巡查执法人员。之后后沙峪镇政府现任班子联合相关部门专门就罗马湖“艺术园区”违法建设拆除工作召开了启动会。政府这些年一共花了9822万巨资治理罗马湖，这个“违法建设”的艺术区最终被决定拆除。[32]而环铁艺术城进行拆迁的理由则是环铁“属于乡集体农用地，该地块由于治安案件频发，整体经营混乱，环境脏乱差，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及不稳定因素……农工商总公司收回场地，区域被列入重点专项整治范围”[33]。
在拆迁的过程中，艺术区的开发商作为政府和艺术家的中间连接，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产生矛盾的原因有时在于开发商在开发的时候就知道艺术区属于违章建筑，但是对租住的艺术家进行隐瞒或者许下了虚假的承诺，又或者不愿意承担拆迁给艺术家租户带来的损失。例如罗马湖艺术区，一开始就面临着土地使用性质的问题，然而据说开发商有着特殊身份，并且出示了北京中投建信投资担保有限公司出具的武警某部队向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的报备文件，这才吸引了大批艺术家入驻[34]，然而违章建筑这一事实却是一直存在。广州红专厂同样存在着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协调问题，即红专厂土地所有方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催促土地代托管方鹰金钱清理租户、移交土地，而鹰金钱又不断催促土地实际运营管理方集美组公司清退租户、交还土地。[35]最终在2018年，广州市中院终审判决集美组公司清退租户、移交土地。2009进行的“暖冬计划”也是由于开发商进行暴力强拆，迫使艺术家们进行艺术维权。最后在政府的介入下，监督开发商将赔偿金付给艺术家，维权得以成功。
与之相对地，艺术区如果能得到政府人员的支持，那么发展就会相对容易。广州红专厂在政协委员孟浩的奔走呼吁下生存了更长的时间，然而还是由于和政府的大政策相悖而难逃关闭的命运。在798的发展历史中，李象群作为当时的北京人大代表，在艺术区里也起了很积极的作用，他曾在2004年写了一份关于“艺术区的保留报告”。泰康的陈东升先生也从政协的角度写了报告，要维护老工厂区。之后798在2006年明确地被确定为“北京创意文化产业园区”。[36]同样，宋庄艺术区能得到稳定的发展，也和当时宋庄镇书记胡介报的支持有很大关系。
更进一步，如果地方政府能够用相应的文化政策支持艺术区的发展，则会让艺术区更顺畅地发展。例如上海新建立的观缘文化园得到了闵行区梅陇镇的支持，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导下，给人文梅陇建设注入了更大的动力。[37]还有完全在政府支持下建立的西岸艺术区，由于2011年徐汇区第九次党代会提出打造“西岸文化走廊”品牌工程而得到了飞速发展，直至2019年徐汇区负责人提出要将西岸艺术区打造成亚洲最大规模艺术区。
四、艺术区面临的挑战与社会意义
像在北京星罗分布的以艺术家工作室为主的小规模艺术区面临的主要挑战依然是如何生存下去。有观点认为，艺术区没落是因为拒绝市场经济。直白地说，就是艺术区不产生经济效益，缺乏金钱的输入，就被市场经济的开发打击掉。[38]
而798艺术区这样的大型艺术区则承担着更多的责任。798艺术区的创始人王彦伶认为798目前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空间上的挑战，即如何完善基础设施，容纳庞大的访客量。二是“作为一个大型艺术园区的发展战略，如何成为世界的文化中心、文化表达的平台，文化使馆区的建设是一个重要支撑”；如何“推动中国艺术产业发展，推动中国当代艺术走向全世界”。三是在文化影响力方面，如何构建产业体系，“吸引更多人流，从而多维度推动城市的发展”。[39]
艺术区的存在也有着极大的社会意义。策展人王春辰认为，艺术区是文化生态的一部分，“像北京艺术区持续30年不断变动，与此同时又吸纳了这么多艺术家，以一种星罗棋布的状态呈现，这是只存在于中国且不可复制的文化现象。从这个角度而言，这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财富”[40]。同时，大型的艺术区对于一座城市的文化建设、与国际间的艺术交流和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都有重要意义。798创始人王彦伶也表示：“我们想长久地坚持艺术，因为它太有价值了，这样一个街区、一个城市、一个民族甚至全球的艺术对话（场域），它有广泛的社会价值。”[41]
耿波：《文化群落与都市文化群落的危机》，载于《“都市文化学科建设论坛暨都市文化原理编写”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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