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中国艺博会综述
2019中国艺博会综述
李文敬
根据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的展览统计，2019年共有42场艺博会先后在中国（含港澳台地区）举办。同期，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共收录149篇与艺博会相关的网络与纸本文献，其中网络文献144篇，纸刊文献5篇。本文以对上述展览与文献的研究为基础，尝试揭示国内艺博会的发展趋势。值得注意的是，与拍卖行相比，艺博会很少对外公开准确的销售数据，因此本文并未涉及对具体展会销售数据的分析，而且由于艺博会相关的理论总体上比较少，文章着重梳理国内艺博会行业的发展动态以及其发展过程中体现的问题。本文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简述国内艺博会的发展概况，简述其对艺术生态的影响；第二部分分析了国内艺博会发展面临的挑战；第三部分梳理了近年来国内艺博会行业的新议题与新趋势。
一
作为艺术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艺博会是以画廊为参展主体的艺术品交易展会，其销售状况通常被认为是艺术市场，尤其是一级市场的风向标。根据巴塞尔艺博会与瑞银集团发布的统计数据，2019年艺博会的销售额约占交易商总销售额的45%，而在2010年，这一比例仅为30%。[1]随着艺术市场的发展，艺博会的影响已经不仅局限于艺术商业领域，更成为艺术生态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与双年展一同成为当代重要的文化景观。国内的艺博会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艺术市场发展的产物，在早期主要以传统书画、油画与工艺品的交易为主。与当下的艺博会不同，在画廊业并不发达的时期，大量艺术家以个人名义参展，市场秩序尚未建立。以现当代艺术为主的博览会普遍兴起于2000年以后，其组织与交易模式则主要沿袭自欧美地区的艺博会，而画廊成为主要的参展主体。一般认为，中国的艺博会行业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与香港三地。根据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的统计，2019年上述三个城市共举办了19场艺博会，占全国总数近50%，可见国内的艺博会具有较高的地理集中度。
相较于北京与上海，香港的艺术市场发展时间较长。随着中国经济与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依托其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税收、国际结算、法律制度与航运等优势，香港在近十年间麇集了全球顶级拍卖行与蓝筹画廊的分支机构，被普遍认为是亚洲艺术市场的中心。2011年，香港国际艺术展（ART HK）被巴塞尔艺术展母公司MCH集团收购，并于2013年转型为香港巴塞尔艺术展（简称“香港巴塞尔”），标志着香港乃至亚洲的艺术市场开始进入了新阶段，而该展会也发展为目前亚洲地区最重要的艺博会，被认为是亚洲艺术市场的“晴雨表”。巴塞尔以外，艺术中环（ART CENTRAL）、典亚艺博与水墨艺博等一系列定位独特的展会促成了香港多元化的艺博会生态。
作为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北京的艺博会行业在2000年后迎来了初步的发展。在此期间，中艺博（CIGE）与艺术北京相继创办，一度成为内地艺博会模式创新的先行者，然而在近几年面临着转型的挑战（中艺博于2018年开始停办）。而以艺览北京与北京当代为代表的新竞争者的出现，正带给北京更多的可能性。得益于民营美术馆的发展，上海的艺术生态在近几年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同时，以贝浩登、里森为代表的国际画廊的进驻也使上海的艺术生态更具国际化的氛围。在艺博会方面，上海相比前两地显然更具“后发优势”，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ART021与西岸设计与艺术博览会（俗称“西岸艺博会”），后者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内地规格最高，且最为国际化的艺博会，2019年的参展画廊中逾70%在海外设有空间。在香港局势尚未明朗的情况下，上海艺博会的繁荣也引发了关于“上海能否取代香港”的讨论。
向新兴市场拓展也是国内艺博会行业的新趋势。相比香港、北京与上海这类艺术市场的中心性城市，多数省会城市（其中大部分被称为“二线城市”）的艺术市场仍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由藏家、画廊、博览会与美术馆等环节构成的艺术生态尚未成熟。然而区域经济的发展意味着潜在的市场前景，更多画廊开始在这类新兴的地区市场拓展藏家资源。在此背景之下，一些区域性的艺博会成为了最佳平台。首届艺术成都于2018年在成都市中心的春熙路举办。展会麇集了31家国内外画廊，体量虽小，却弥补了西南地区艺术市场的重要环节，成都是否能在北京与上海之后成为内地“艺术第三城”也成为一时议论的话题。同年，首届扬子当代艺术博览会在南京举办。上述两场艺博会都举办了第二届，其中艺术成都更进一步扩大规模，体现出艺术市场对西南地区的持续关注。而于2019创办的区域性艺博会有南京国际艺术博览会与艺术厦门（当代）。相对而言，上述的区域性艺博会更注重本土市场的开发与本地艺术家的展示，日益成为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艺博会的发展也改变了国内艺术生态的运行节奏，其重要的表现是“艺术周”或“艺术季”在各地的出现（由于这类活动或现象尚未有明确的界定与专用术语，为了防止混乱，下文将统称为“艺术周”）。所谓“艺术周”指的是某一地区的艺术机构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集中举办展览，形成相互联动的现象。一开始的艺术周一般源于艺术机构的自发行为，比如画廊会在艺博会上举办展览，利用展会的集聚效应，争取艺术界更多的关注。每年香港巴塞尔期间举办的艺术周活动即是国内较早出现的例子。并且由于香港巴塞尔是亚洲地区最重要的艺博会，其影响也辐射到了广州与深圳，甚至北京画廊周的日程也间接受到了香港巴塞尔的影响。在艺术周的发展中，一些特定组织开始承担协调艺术机构的功能，比如香港画廊业协会与北京画廊周的组织方。
上海的艺术周活动随着本地艺博会与艺术市场的蓬勃发展在近年来备受瞩目。根据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的统计，2019年，在西岸艺博会与ART021开幕前的一周内，上海有53场现当代艺术展开幕，占上海全年现当代艺术展览总数近9%。其中，具有外交性质的西岸美术馆与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合作项目更受到了全国性的关注。随着艺博会向其他区域的拓展，艺术周也在一些省会城市开始出现，比如2019年艺术成都与蓝顶美术馆、麓湖·Ａ４美术馆、知美术馆、成都当代影像馆等机构的联动。南京的艺术机构也在扬子当代艺术博览会期间举办了南京艺术周的活动。
艺博会产业的发展也迎合了国内城市提升文化竞争力与国际形象的政策目标，一些地方政府出台政策以支持本地艺博会与艺术市场的发展。比如2019年由上海市与徐汇区政府推出的“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计划，该政策为ART021、西岸艺博会的主办方与参展方提供补贴，并对清关等一系列行政程序进行了优化，以促进上海成为亚洲地区重要的艺术市场。[2]地方政府直接发起并投资艺博会的现象在近年也重新出现，由南京市委宣传部与南京文旅局发起的南京国际艺术博览会即是例子之一。客观而言，政府对艺博会的扶持推动了国内艺术市场与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然而这些政策的可持续性是值得观察的。另一方面，税费等对于内地艺术品市场而言更为关键的问题仍然难以解决。
二
国内的艺博会在当下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所导致的艺术品市场疲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6.6%，是连续第4年维持在7%以下。[3]2019年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也将进一步拖累中国经济增长。在经济气氛低迷，消费者对未来收入缺乏信心的前提下，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交易额也呈现下行的趋势。根据巴塞尔艺博会与瑞银出版的全球艺术市场报告，中国艺术市场销售额在2017年短暂的回升后进入持续两年下跌期，其中2018年的跌幅为3%，2019年跌幅更扩大到10%。[4]对艺术品需求的疲弱无疑对处于一级市场的画廊的经营产生了冲击，从2008年开始运营的佩斯北京空间的关闭即成为这一现象的标志性事件。艺术市场面临的困境，加之高昂的参展成本削弱了部分画廊参加艺博会的积极性，比如站台中国与长征空间在2018与2019年相继宣布停止参加艺博会。与此对应，国内一些艺博会（例如艺术深圳与艺术北京）也开始出现参展画廊流失的现象。在经济形势不明朗，画廊开始调整运营策略的背景下，艺博会行业是否能够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前景成为有待观察的问题。
除了经济因素外，社会局势的变化对艺博会构成了不稳定因素。自2019年7月开始在香港发生的一系列社会事件引发了各界对香港社会稳定与经济前景的担忧，本地旅游业、零售业受到严重的冲击。作为亚洲地区重要的艺术品交易枢纽，香港的艺术行业无疑受到了波及。受事件的影响，一些驻扎香港的蓝筹画廊，如豪瑟沃斯、厉为阁等，在2019年下半年取消或延后了原定的展览计划。香港历史最悠久的酒店型艺博会亚洲当代艺术展在2019年秋季展会后宣布取消明年的春季展会。在不确定性的阴霾中，香港巴塞尔的总监黄雅君对艺术界发出“相信香港，相信未来”的呼吁[5]，并推出了多项针对展位费与退展费的优惠政策，旨在通过减少画廊承担的财务风险，提振展会各方，尤其是参展商的信心。然而在社会矛盾持续之下，该地的艺博会行业仍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竞争加剧也是各类艺博会在当下需要面临的问题。随着艺博会产业的发展，国内的艺术日程变得更加繁忙。根据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统计，2019年仅有2月份没有艺博会举办，而最繁忙的11月份有9场艺博会在全国各地举办。从地域来看，仅在北京，一年内就先后举办了艺术北京、艺览北京与北京当代三场较为重要的艺博会。而ART021和西岸设计与艺术博览会更是几乎同期在上海举行，且两家艺博会的参展名单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叠的，这在其他城市是罕见的。面对国内艺博会竞争加剧的现象，艺术界出现了两种相反的看法。比较乐观的观点认为，国内艺博会，尤其是优质的艺博会的数量并未达到饱和，中国艺术市场的潜在增量允许更多博览会同台竞争。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的艺术市场存在“僧多粥少”的情况，更多的竞争者并不会给市场带来更大的边际收益，相反只会过度挤占资源，反复参加艺博会也会增加画廊运营的成本。“博览会疲劳症”等术语的产生也反映出艺博会行业中存在的同质化问题：相似的运作模式与展商结构使各主要艺博会呈现出千篇一律的状态，过度的社交活动也耗费了艺术从业者大量的时间与精力。[6]
三
面对行业竞争的加剧与同质化的困局，如何根据市场制定差异化战略，拓展潜在目标群体，成为艺博会在经营层面的重要议题，对细分市场的关注则是策略之一。例如长期专注于水墨艺术的香港水墨艺博与艺术西湖博览会；影像上海则是国内唯一的以摄影为主体的艺博会，而于2019年创立的南京国际艺术博览则以影像展区作为主要单元。这类艺博会专注于展示特定媒介的艺术作品，为细分市场创造了集中化的交易平台，同时也起到了培育观众、开拓市场的功能。然而这一模式也面临着细分门类市场需求不足以支撑销售的风险，尤其对于新媒体这类对市场而言比较新颖的艺术类别来说。
与相关行业结合也是艺博会走向差异化的表现。伴随着社会广泛的对精神生活的更高追求，艺术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更多的行业出于自身转型等目的开始与艺术行业产生交集，在艺术市场以外催生了对艺术内容的新兴需求。比如近年来在国内各大商业项目中“网红展”盛行，其流量与传播效应日益为地产业界所青睐。在这一背景下，朴素三思视觉艺术博览会的创办迎合了市场对此类视觉定制服务与IP内容的需求。艺博会的参展方不再是画廊而是视觉策划团队，而对应的“买方”则是各类文旅地产企业，突破了一般艺博会以“画廊—藏家”为主体的交易模式。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对素质教育的重视程度的提高，艺术教育行业也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其中对幼儿美育与艺术留学的需求增长尤为突出，国内一些非盈利艺术机构也开始拓展艺术教育项目，以实现可持续运营目标。首届艺术与设计创新未来教育博览会就聚焦于国际艺术院校之间的合作，汇集了国内外30余所艺术学院，以展览、论坛与工作坊的形式搭建了一个展示与交流教学模式的平台，探索艺术学院的可能性。由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当艺博会的形式与其他行业结合，其运营模式必定会根据行业的性质作出改变，从而丰富了艺博会行业的多样性。
“策展性”也是当下艺博会的重要议题。这一问题的提出源于对艺博会“语境崩溃”[7]的讨论，后者指艺博会中画廊以商业销售为主导的展示策略使艺术品脱离创作语境的现象。对于注重观念性的当代艺术而言，语境的缺失意味着艺术的价值判断标准的混乱。而当艺博会对作品的商业价值形成长期的主导时，甚至会变相鼓励年轻艺术家为了艺博会的销售进行创作，从而引发艺术生态的恶性循环。因此，在艺博会中强调策展性，增强艺博会在商业以外作为文化交流平台的属性，成为促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实践趋势。总体来看，艺博会的策展性实践一般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个展或主题展呈现的画廊展位，前者以向市场进行深度推广为目的，可以相对系统地反映艺术家的创作脉络，例如香港巴塞尔为艺术家个展设置的“亚洲视野”与“艺术探新”单元，为艺术家的推广提供了富有试验性的平台。而主题展位通常围绕某些特定的主题，通过策展的手段构建作品间的对话。然而出于销售等目的，这类展位的主题通常比较笼统，作品之间的关系也比较涣散，体现出更强的商业性。第二类策展性的实践则通常由艺博会的主办方发起，通过委托等方式在艺博会期间呈现艺术家的创作。这类展会期间的特别项目通常由专业策展人策划，以在地性的公共艺术介入展场或都市空间，触发观众对特定议题的讨论，达到提升艺博会学术气质的目的。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香港巴塞尔的“策展角落”与“艺聚空间”单元，而国内其他艺博会，如艺术北京、艺术成都、西岸艺术与设计艺术博览会等也设置了类似的公共艺术单元。
2018年创办的北京当代艺术展提出了一种针对艺博会的更激进的策展策略。在传统的画廊展位与公共艺术单元以外，展会的策划人与参展画廊合作，策划了名为“艺述”的平行展览，以群展的形式呈现中国当代艺术的“绘画地图”。值得注意的是，与前文提到的由主办方委托的特别项目不同，该单元与画廊展位一样都是商业性质的展览，然而更强调策展实践营造出的整体性语境，突破了艺博会传统的组织与展陈模式。2019年的“艺述”单元以“85后的八五”为主题，集中展示了36位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回应近年来市场对80后艺术家的关注。总的来说，北京当代的策展是一种介乎商业性与学术性之间的实践。除了能为观众营造观看作品的学术语境外，策展也可以被视作一种商业性的策略：主办方提供的策展服务一方面可以吸引画廊持续参展，另一方面也使艺博会能根据市场情况调整其销售定位，扩大展会的经济效益。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艺博会行业的发展，如何在艺博会策划一个展览（或展位），在商业利益与学术声誉之间取得平衡，将会成为一个更为独立的问题。
大众化也是国内艺博会行业的趋势之一。作为一级市场的交易平台，艺博会历来注重对藏家群体的维护，由此催生了一些“排他性”的行业惯例，比如为了保证潜在买家的优先购买权，展会开幕的前期基本只向持有贵宾门票的观众开放；为了突出交易的私密性氛围，展品的价格也甚少公开，营造出与普通观众的距离感。然而近年来“千禧一代”的购买力增强，逐渐成为重要的收藏群体，而当今的“流量经济”与“网红经济”正对年轻一代消费行为形成巨大的引导力。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KAWS等潮流艺术家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而艺术玩具（潮玩）也正进入二级艺术市场，潮流艺术日益成为令人关注的品类。因此，一些艺博会开始尝试改变传统的形象，以适应年轻藏家的消费习惯。除了娱乐明星的互动以外，潮流元素的引入成为艺博会的新现象，而且对这些元素的选择显然更具针对性，比如当红的潮流艺术家、潮玩、时尚电商等。新裤子乐队参加2019年艺术北京就曾获得众多艺术媒体的头条报道，老牌艺博会艺术北京也在2019年的展会中增加了潮流艺术的内容。
与社交媒体的结合也体现了艺博会走向大众化的趋势。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线上交易已经成为艺术市场的一部分。根据巴塞尔与瑞银出版的艺术市场研报，2019年线上销售约占全球艺术品销售额的9%。[8]在二级市场的范畴，网络拍卖已是各大拍卖行的重要业务来源。而对于一级市场而言，以PDF或图片的形式在展览开幕前进行预售也成为画廊销售的惯常环节。在线艺术平台的出现也允许一些年轻艺术家在没有画廊代理的情况下直接出售作品。首届“ARTMONENTS”朋友圈艺术博览会是在线上举行艺博会的尝试。这场“非典型”的艺博会以社交媒体（主要是微信）为传播载体，以影像与摄影一类适于在线上呈现的作品为主体，整体而言作品价位偏低，在内容上大多比较轻松随意，“试水”的意味较强。在形式上，朋友圈艺博会模仿了一般艺博会的流程，比如规定展期，在展期内划分向藏家与普通观众的开放时段。然而其交易模式具有电商平台的性质，除了价格与销量透明外，朋友圈艺博会允许艺术家将作品直接上线平台与用户直接发生交易，而无需通过画廊的环节。根据展会的官方通报，在为期一个月的展期内，朋友圈艺博会吸引了来自42个国家逾20万名观众，发生的交易达9000笔以上。[9]
以朋友圈艺博会为代表的新形态虽然无法在短期内给艺术市场的运行模式带来颠覆性的改变，却足以引起我们对于艺博会作为一个交易平台的未来形态的讨论：未来的艺术市场是否还需要每年逾300场实体艺博会？艺博会究竟将使艺术体系走向僵化还是创造出更多元的讨论空间？围绕艺博会构建的利益体系是否在未来会变得更为公平且可持续？这一切都需要通过未来的实践来解答。
数据来自巴塞尔艺博会与瑞银发布的艺术市场年度报告《The Art Market 2020》。 ↑
见《首届上海艺术品交易月正式启动》，https://mp.weixin.qq.com/s/DhYv2NFIB7DRIkUF_WvUsg，2019年10月30日。 ↑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http://data.stats.gov.cn。 ↑
数据来自巴塞尔艺博会与瑞银发布的艺术市场年度报告《The Art Market 2019》与《The Art Market 2020》。 ↑
见张曦元：《2020香港巴塞尔，黄雅君坦言“相信香港，相信未来”》，https://mp.weixin.qq.com/s/Y8EA30TUYMLTGIbUwYjSXA，2019年11月1日。 ↑
关于“博览会疲劳症”的说法，见Julia Halperin、Tim Schneider：《一年中平均每天一场艺博会：市场已达饱和点？》 ，https://www.artnetnews.cn/art-world/yinianzhongpingjunmeitianyichangyibohuishichangyidabaohedian-107902，2019年3月25日。 ↑
关于“语境崩溃”，见Elizabeth Dee：《论艺博会“语境的崩溃”：除了关心赚钱，如何长期可持续发展？》，https://www.artnetnews.cn/art-world/lunyibohuiyujingdebengkuichuleguanxinzhuanqianruhechangqikechixufazhan-118465，2019年9月2日。 ↑
数据来自巴塞尔艺博会与瑞银发布的艺术市场年度报告《The Art Market 2020》。 ↑
数据来自《ARTMOMENTS 2019朋友圈艺博会·圆满结束》，https://mp.weixin.qq.com/s/FB_Ll9bIJ81T0Z3mYaWJwQ，2019年3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