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中国当代“艺术与科技”主题综述
2019中国当代“艺术与科技”主题综述
刘雨霏
引言
2017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着重记录了彼时一度受到广泛关注的艺术形式“新媒体艺术”。仿佛从teamLab进入中国开始,大型的新媒体艺术展览开始成为了国内艺术市场的宠儿,屡屡获得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然而在这种火爆场面的背后,中国新媒体艺术实际上是一个起步较晚、较小众的艺术类型。不过,能短时间内在中国取得显著的发展,也可以看出这个艺术类型对大多数艺术观众具有较强的亲和力。这首先有赖于新媒体艺术对旧的艺术传统、生涩的美学规则的反叛,其次是对现实生活,特别是网络生活的贴近,它们很好地命中了年轻观众的偏好。2019年,“艺术与科技”取代“新媒体艺术”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界的新关键词。在中国现代艺术档案整理的国内3344条网络文献中,有超过200条与之相关的文献。2019年被报道的参与海外活动的中国艺术家共有220余位,其中40岁以下的青年艺术家近一半,而无论这些艺术家被媒体或机构划分为何种类型,他们进行创作的工具无一例外地与新媒介、新技术紧密相关。“艺术与科技”取代“新媒体艺术”这一转变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从定义上来看,“新媒体艺术”和“艺术与科技”是两个相似却各有侧重的术语,前者倾向于媒介本身的革新,而后者则倾向于科学或技术与艺术在内容层面的联结。
2019年艺术与科技综述的内容不同于2017年新媒体综述的内容,在涉及的话题上有所延续,亦有所增加。首先,梳理了题目从新媒体艺术到“艺术与科技”的原因,辨析了两者的区别;从学术角度谈中国的艺术与科学实验平台,以及艺术与科技教育中具体针对艺术与科技设立了哪些专业和科目;将世界科技艺术40年与中国新媒体艺术30年进行比对、梳理;进而,根据时下发展的火热程度,着重介绍了从AI到5G再到生物科学等领域在艺术中的应用,以此探讨后人类时代、数字身份、数字人文等议题,同时对科技与艺术的关系进行了辨析;在最后一个板块着重介绍了中国艺术与科技的市场要素,体制、政策对哪些领域进行了支持,市场又选择了哪些展览,以及消费者对于艺术与科技展览有哪些反馈。
一、从新媒体艺术到艺术与科技
(一)关注点的转变
有许多机构或媒体在命名展览或进行报道的时候混用了新媒体艺术与科技艺术的概念,除此之外,数字/数码艺术、媒体/媒介/多媒体/跨艺术也经常交错出现,不禁使人困惑于它们之间的区别。“低科技艺术实验室”的创立者郑达认为:“不管是媒体艺术也好,还是我们今天叫新媒体艺术、科技艺术、跨媒体艺术,我觉得本质是跨学科性存在的,取决于艺术家对什么学科感兴趣。”[1]这个看法或许可以代表绝大多数艺术创作者的声音。的确,在艺术界,使用这两个词时并不作精细的区别,因为两种艺术类型有太多交集。然而在学科划分的问题上,还是有必要厘清这两个名词之间的关系。
在新媒体艺术定义的问题上,2016年创建于牛津书目(Oxford Bibliographies)艺术史学科下的新媒体艺术研究将新媒体艺术划分为9个部分:以缪晓春为代表的虚拟艺术与混合现实(virtual art and mixed reality),计算机艺术与软件艺术(computer art and software art),远程艺术(telematic art),表演(performance),以aaaajiao为代表的互联网艺术(Internet art),以冯梦波为代表的电子游戏艺术与机造影片(game art and machinima),故障艺术(glitch art),行动主义、黑客主义与战术主义(activism, hacktivism, and tactical media),生物艺术与转基因艺术[2](bio art and transgenic art)。在这些领域的实践即被定义为新媒体艺术。该研究被归于艺术材料与技术(Art Materials and Techniques)板块。同样在艺术史学科下的当代艺术板块中,还出现了一个建立于2014年的科学与当代艺术(Science and Contemporary Art)研究,该研究则主要涉及四大类与艺术相关的研究对象,它们分别是:
- 信息科学与技术(information sciences and technology):控制论、电脑美术、复杂网络;
- 生命科学(life sciences):超自然/文化、艺术与生态、艺术与遗传学,以及义肢、机器人与生物学;
- 物理科学(physical sciences):艺术秩序与混乱、1960年的动能艺术、艺术与光学,以及多维、相对论与不确定性;
- 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s):艺术与心理学、艺术与意识、艺术与神经科学,以及艺术、呈现和技术。[3]
可以明显地看出,首先,新媒体艺术与数字艺术并不能相互替换,新媒体艺术中还包含着许多没有使用数字技术的作品。总的来说,数字艺术包含于新媒体艺术。其次,新媒体艺术的概念是变化和流动的,例如动态影像和电影在诞生之初也可以算得上是当时的新媒体艺术,而到现在,随着录像艺术的普及,已经不再作为新媒体艺术需要重点讨论的对象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科学与当代艺术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呈现出跨学科的特征和关系式的知识结构网络。
由此可见,当使用新媒体艺术这一范畴时,我们面对的是其作为技术手段和新兴媒介的特性;而当我们使用艺术与科技(或科学)这一范畴时,则面对一些以关系词语呈现的研究领域,它们超出了艺术学本身的学科范围,进入了更广泛的讨论。早期的艺术与科技着眼于艺术、技术和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通常将新媒体的轨迹与现代绘画和雕塑的轨迹联系起来,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讨论则着眼于艺术家直接参与科学研究或与科学家合作。他们较少关注与艺术表达媒介有关的问题,例如新技术的美学潜力,相反,他们开启了跨学科的合作模式,反思着前沿科学技术实践的伦理问题,企图突破科学数据视觉化呈现的局限性,为克服艺术与科学之间的鸿沟做出努力。简单来说,如果说新媒体艺术一词倾向于基于展览的艺术实践,那么艺术与科技则是以激发和促进科学家与艺术家之间的交流,为其搭建平等对话的平台,从而获得真正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目标的一种研究方法。
(二)艺术与科技在教育中的体现
艺术与科技真正融合的场域离不开跨学科协作平台,这些平台加速了跨艺术工作室、实验室甚至是博物馆的实验实践。21世纪以来,基因测序、生物工程和神经科学的进展催生了对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学术兴趣。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艺术家在艺术、科学和技术的交汇处进行项目开发,不仅创造了现有科学知识的代表,而且引领着对生物、经济、社会和技术系统相互依存关系的新探究。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强调,艺术与科学之间需要相互交流。
早在2018年,央美举办的第二届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中的Lab Space(实验空间)就展出了来自全世界的以实验室模式进行艺术与科技实践的前瞻性机构的作品,每个机构由多个实验室组成,而每个实验室也有各自的研究方向。2019年,这样以融合艺术与科技为目标的新媒体实验室逐渐开始出现。2019年9月24日,今日美术馆成立新媒体实验室,该实验室与科学家姚燕安老师领导的几何机器人研究团队在人机互动、科技哲学和教育项目开放等三个方向上进行深度开发与合作。[4]项目执行总监、新媒体策展人苏磊表示:“‘新媒体实验室’是一个致力于为技术与艺术交叉领域的广大先行者提供系统性和概念性实践的专业机构。致力于通过促进世界前沿研究和中国本土实践者的交流与合作,培育先锋艺术家,探索基于技术迭代和生活模式变革催生的未来艺术生产与传播的新模式,积极推动跨学科艺术实验的社会化应用和普及。”[5]除此之外,还有清华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6],下设可持续设计研究所、设计战略与原型创新研究所、色彩研究所、媒体实验室;中央美术学院艺术与科技中心(Center for Art and Technology)[7],专注于媒体文化研究以及艺术与技术两大板块。2019年新成立的陶溪川艺术与科技实验室依托景德镇的“新材料”进行研究,设立了驻留计划、建立美术馆和艺术节等实验性质的平台,为艺术与科技人才提供机会。由朱青生带领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发起的中转站[8]是另一个以新媒体、艺术与科学为主题的科学与艺术的实验室。2019年1月,中央美术学院承办“未来论坛”艺术分论坛,与中转站“超级实验室”合作的“艺术与科学3.0”是关于同一问题意识的合作和延伸。在谈到艺术与科学的关系时,朱青生说:“艺术美化具有实用目的的技术产品,或给科学技术人员提供高级娱乐和文化欣赏;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被艺术家利用来创作作品,超出了经典艺术的材料和效果(即新媒体艺术的兴起);从新媒体艺术展现的人的问题,艺术与科学结合探讨人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追问人性走向何处,同时对科技对人的损害和异化的负面进行揭露和批判。” [9]
2019年3月,“艺术+科技”正式成为央美新的本科专业。作为该专业的推动者,费俊认为之所以创建“艺术+科技”专业,是因为首先,我们的生活中绝大多数时间需要通过数字化的界面与世界交互;其次,新的技术触发了新的语言,比如5G、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艺术家的任务是通过创造一件艺术与科技的作品或设计,对艺术界甚至科技和泛文化产业真正实现有价值的输出。“不同于传统的工作室模式,艺术与科技开启了以实验室为核心的创作模式。这种模式未必是一个固定空间,它指向广义上新的艺术实践方式,这种方式要求艺术家与科技人员共同协作。”该专业把艺术和科技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目前已形成四个研究方向:机器人科技与艺术,生物科技与艺术,智能科技与艺术,社交媒体、科技与艺术。[10]11月,清华大学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了 “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TASIES 2019),这已经是该研讨会的第五届。中国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并非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尝试。早在1995年,作为著名画家的吴冠中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便开始了艺术与科学的合作。人们感到了时代的要求和变化,新媒体的教育成为了必然的趋势和结果。2003年,中国美术学院开设“新媒体系”,在当代艺术创作的基础上尝试一种开放的、民主的、自由的实验性教学。虽然后来在2010年结束招生,但也为中国新媒体教育奠定了基础。[11]而到了今天,借用清华美院校长鲁晓波的话说:“目前全球有很多热点,而科学与艺术的融合正是热点中的热点。”谭力勤认为:“在科技智能冲击下,中国的当务之急必须尽快解决致命的文理分科教学体系,使艺术学院也能招到和培养出合格的科技艺术人才。美国有一调查报告称,近10多年世界上涌现出的艺术大家,大多数都来自综合性的大学,其中不少艺术家来自艺术以外的专业领域……中国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今年7月成立了艺术与科技研究院,调动校内顶尖科学家与艺术家共同创作艺术,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生物艺术专业。他们也许走在全国教学变革之前列……”[12]
(三)艺术与科技在展览中的体现
除了在教育方面,艺术与科技在展览中亦有所体现,其中以“林茨电子艺术节”为代表的世界科技艺术40年和展览“美丽新世界”所代表的中国新媒体艺术30年之间形成的对比显得尤为突出,可以说是对昨天的回顾和对未来的展望。2019年11月,被称为“数字艺术奥斯卡”的奥地利林兹电子艺术节(Ars Electronica)迎来了第40个年头,并第一次登陆中国。“科技艺术40年:从林茨到深圳暨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四十年文献展”于深圳海上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开幕,展览追溯了全球科技艺术四十年历史和中国科技艺术发展脉络。[13]其联合出品人鲍尔表示:“电子艺术节在过去40年中做的就是搭建一个平台,让艺术家与来自不同机构和公司的科学家、工程师等科技领域的先锋连接,通过创作改变人们看待世界的角度。”通过主题“出箱——数字革命的中年危机”(Out of the Box–the Midlife Crisis of the Digital Revolution),这一全球历史最悠久的科技艺术节表达出了自己的担忧:在数字革命的第二十年之际,技术和艺术共同陷入了某种停滞期。这个来自“二战”后欧洲最重要的工业城市的艺术节,巧妙地选择了中国的深圳作为新的战场,因此获得了新生:艺术节声势浩大,有数千位艺术家、科学家参与其中,吸引观众十余万人。[14]
回顾过去三十年中国新媒体艺术的重要节点,影像和数字越来越成为艺术中不可替代的力量。中国新媒体艺术以“录像艺术”为开端,初期使用了大量的电视机、电脑机箱、传真机、DVD播放机、摄像机,但彼时最新潮的媒介如今早已过时。就像是一个一切都刚刚开始的地方,中国的艺术产业从北京、上海、深圳再到其他城市各地开花,同时5G、AI、生物科技都以难以置信的速度飞速发展着。12月12日,冯梦波、汪建伟、张培力这三位对中国影像艺术和数字媒介做出了奠基作用的艺术家的联展“美丽新世界”(Move on China 2019)作为“www和中国新媒体艺术三十年”第一年的项目在上海HOW美术馆开幕。冯梦波以电子游戏、互动装置、视频与音乐表演为主要实践;汪建伟则聚焦一系列的影像和剧场表演以及装置和雕塑;张培力将话语与信息的传播和控制、私域与公共的错位、意义转移下的观看与被观看等用装置和影像的形式表现出来。今天,这三位艺术家在创作时刻意弱化技术本身,增加了对人类感情需求方面的探索,希望用关注人类本身来摆脱技术更迭的制约。[15]如今新的媒介和技术已日趋成熟,他们工作的前瞻性和实验意义有了充分的条件,也引领了包括吴珏辉、田晓磊、郑达等一代青年新媒体艺术家。
“林茨电子艺术节”在深圳的开幕活动过后,紧接着“第五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暨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脑洞——人工智能与艺术”与EAST-SCA圆桌论坛在明当代美术馆召开;第三届“EAST-科技艺术季”在中央美术学院举行。除了传统的艺术的“专业观众”之外,这些活动还吸引了一大批科技迷。比如“神经现实”(Neureality)[16]就是一个公益的科学传播组织,他们从跨学科的角度向科学爱好者传播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精神病学相关的知识。在2019年的播客节目中作为科学的普及者,他们畅聊了林茨电子艺术节,而他们显然对艺术与科技中的科学原理更加感兴趣。因此可以想见,相较于新媒体艺术展览所指涉的利用新媒介进行当代艺术创作,科技艺术或者说艺术与科技可以吸引更多非传统艺术观众,增加了受众的多样性。
二、艺术与科技领域的热点话题
在2019年的展览中,科技成为绝对的热门话题。科学技术对艺术家产生的影响不仅是创作层面的,也波及其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新媒材的使用,新技术对艺术生产的组织形式也产生了变革。时至今日,数字革命以来的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细分领域蓬勃发展,陆续被纳入“艺术与科技”的工作范畴。艺术家越来越多地使用最新的技术手段对于新的议题做出回应,例如采用VR、AR、3D打印的呈现形式,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AI)等技术手段,制作出丰富的影像、音乐、数字雕塑、数字绘画、数字(交互类)游戏,来探讨5G时代、后人类、数字身份、生物科技、航天科学、脑机接口、物联网、区块链等前沿科技议题。
(一)人工智能与后人类时代
其中最为火热的要数人工智能。2019年5月,微软发布智能小冰。作为虚拟的女性AI,小冰学习了236位人类画家的作品,还通过“考试”成为了央美硕士毕业生,毕业作品在2019届研究生作品毕业展上展出。小冰具有拟人化的形象,实际上是微软建立的情感计算框架,综合使用算法、云计算和大数据。名为“少女画家小冰”的H5可以通过用户输入的一小段文字创作出一幅绘画作品。
作为“画家”的小冰创作出来的作品算是艺术吗?如果算的话,到底谁是作者?对此,几位学者给出了他们各自的意见。邵亦杨指出:“AI是一种技术,不是艺术。因为它不具有情感的因素,不具有艺术中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但是人工智能是可以被利用的,人类可以利用电脑技术来改善自己的艺术创造在技术上的不足。”作为技术乐观主义者的武小川则认为,AI虽然是人类的一种技术工具,但AI绘画背后还是人的创作,因此是一种艺术。顾伊认为,小冰艺术创造的性质完全基于微软团队前期“喂养”小冰时使用了什么类型的绘画,该选择则是基于团队对艺术的理解。显然,他们直接将绘画和艺术两个概念等同起来,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主流对艺术的理解。在说到AI是否会终结艺术时,汤筠冰进一步认为,艺术不但不会因AI的出现而终结,相反会迎来大发展的时代。冯峰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艺术是在探寻一种新的可能性,是探寻人类历史在审美观念上的突破。[17]朱青生认为AI与人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取代关系,如果继续停留在“人工智能会否取代艺术家”的认知结构里,对于深度剖析人工智能并无助益。未来的艺术是在科学高度发展之后新技术、新媒体跟艺术的结合,这不能简单看成是一种个人的绘画或者个人情趣的表现,而更多的是用在怎样来发展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构建解决问题的一种新的可能性,这才是未来的艺术。
无论如何,艺术家主体性问题在AI时代被凸显了出来。这里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艺术家主体性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AI创作出来的作品究竟算谁创作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将直接影响我们对艺术的定义。
其实早在2018年10月,由人工智能创作的肖像画《Edmond Belamy》在佳士得当代夜拍就卖出了43.25万美元的价格,这是第一幅进入拍卖的由算法生成的作品。[18]该作品背后的技术是人工智能中被广泛应用的GAN(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即对抗神经网络)技术,该技术于2014年由Goodfellow提出,其研究对象为计算机视觉(Computer vision),而近几年的研究热点则是图像生成,除此之外也被广泛运用于加密、机器人开发,甚至是天体物理研究。作为一种深度学习的解决方案,GAN可以通过自我训练来生成图像。该作品的署名团体Obvious后被指出抄袭了19岁男孩Robbie Barrat发在网络上的开源代码。[19]那么在这个案例中,艺术品的作者究竟是谁呢?是利用GAN技术设计了整套算法的Barrat,还是最终运行代码并不断做出调试最终得到《Edmond Belamy》的Obivous,甚至是背后的那个类似于小冰的AI?科学技术在何种程度上侵占了艺术家的主体性呢?由算法AI直接生成的作品不在少数。龙星如在策展“机器人间”时选择了同样是使用AI完成的影像作品《与司机开小差》,而且这是一部完全由人工智能创作的电影,由AI担任编剧、导演、配乐师、演员,整个制作过程仅仅需要48小时,AI甚至还为自己取名“本杰明”。原本影像艺术制作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如今,人作为作品中的主语这一根本原则被撼动了。尽管是AI的创作者,但由于“黑盒”的存在,人对最终的作品是何种样貌一无所知,所以真的很难界定谁才是真正的作者。从创作到观看,算法的介入使得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悄然发生着改变。而技术发展的局限性也带来了另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算法和人类在美的感知方面的差异,这就带来了编程化生活中的第二个问题——“新美学”问题。
如今的我们沉浸在代码的世界中。龙星如指出:“对许多观众而言,阅读展览、欣赏展览的挑战不在于‘是否能看懂代码’,而是‘是否能理解承载代码的界面’(比如能否理解聊天机器人或图像识别界面本身的美学特征),亦即艺术家所选择的转译方式。”[20]这里包含着两层含义,第一层是观众能否理解机器生成的艺术的美学结构;第二层是观众能否理解艺术家为何选择这种呈现方式来表达作品的意涵。詹姆斯·布利德尔(James Bridle)在《透过非人类的眼睛观看》(Through Non-Human Eyes)中讨论相机这一媒介不是眼睛的延伸,它具有人类从未体验过的视野,达到人眼无法到达的角度。[21]人类在制作视觉艺术作品时会以我们已经习惯的美学为依据,而如今的影像捕捉技术可以摆脱人的主观意志,存在于不同的时空中。人们不会察觉的是,所有的视觉工具内部都暗藏着算法,它们渐渐成为人眼的代理,展示着它们经过“学习”后理解到的美学。它们可以完全地从人类的视线方向中解脱出来,创造出完全超出我们的想象能力的东西。在“未来智慧:2019人工智能艺术与科技展”上,蒂姆·格鲁奇(Tim Gruchy)呈现的《美不美》(Beauty Unbeauty)就是一系列探索新美学的作品。他从个人图片库中提取大量花朵图片,并使用深梦生成器(Deep Dreaming Generator)[22]生成新的花朵。外观看起来像花,但花朵内的细节来自AI的创作,以此来探讨现阶段的人工智能是不是可以和人类拥有相同的感知美的能力。艺术家借用此作品来思考,我们经验中的完全出自人类审美经验的那种美是否已经失效。
蒂姆·格鲁奇《美不美》静帧[23]
正如吉恩·扬布洛德在《扩展电影》(1970)中预言的那样,计算机完全可能成为一种“审美的机器”,而观看AI生成的艺术则变成一种“扩展意识的体验”(a consciousness-expanding experience),[24]我们所看到的是超越我们经验范围的东西。艺术家黄宏达制作的A.I.Gemini是第一个AI水墨艺术家,一个拿着毛笔的机械手在纸上画出一幅山水画,在保留了山水本身的审美传统之外,也加入了机械独有的质感。[25]相似地,帕特里克·特雷塞纳与研发团队发明了一个学习画素描的艺术家机器人RNP-A,它不停地检测人脸,检测到后就在纸上画下几笔,就像小朋友学画画一样。用这样的方式,他们尝试将人的创造力编成程序。不过,其实人类从未交付出自己的艺术家主权,艺术家真正的舞台在于为观众展开的界面,而这个界面的主体正是人类。
A.I.Gemini在创作水墨[26]
左:今日美术馆展览“机器人间”作品《人类研究》中的机器人在学习画画[27]
右:左边是艺术家特雷塞的素描作品,右边是机器人的作品[28]
不过,AI会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后人类问题。2019年3月,Netflix推出了18集动画短片《爱、死亡与机器人》(Love, Death & Robots),向我们展示人类灭绝后的世界如何被非人类占领,呼应了人类永恒的焦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在影视作品中出现后人类的题材,《银翼杀手》、《西部世界》、《攻壳机动队》都是依托着不同的创作背景诞生的后人类世界。凯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How We Became Posthuman)中表示,后人类不再有着稳定的中心和本己性的“内部”,他从一开始就必须且已经向着外部的技术和媒介网络开放,在其中不断编织、重构自己。对于后人类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讨论主要涉及两类作品,第一类是展望人类消失后的世界由AI或者其他新的生命形式接管的作品,第二类是展示通过人与机器结合的形式产生的人与机器共生的情景。卢秋宇、米海鹏、师丹青、徐迎庆创作的液态金属软体动物《鉎命》[29]、米迦勒·塞巴斯蒂安·哈斯的壁画机器人《感知色彩域》[30]、克里斯蒂安·米欧·洛克莱尔对着镜子自我识别的AI《自恋者》[31]等等,都属于前者;而劳伦·麦卡锡将自己与AI智能助手角色互换,亲自来服务人类的《劳伦》和《某人》,由叶锦添制作的进化成了人工智能的人形少女Lili等作品则属于后者。对此,菲利普·齐格勒揭示性地指出“后人类主义”和“跨人类主义”世界观的概念,即借助科技的力量将人类智能从肉体中移植出来,那么人类就可以永生。[32]
(二)5G、数字身份、物联网、普通人的创造力革命
作为第一代网络原住民(digital natives),我们经历了从2G到3G、从3G到4G的时代变革。2019年,5G在中国正式投入商用。[33]5G对生活的影响远不限于网速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成为新技术的基础,例如虚拟现实技术、现实增强技术、人工智能及助手、物联网等。[34]同时,每个人都主动或被动地拥有了自己的数字身份。5G的革命性进步是艺术实现民主化目标的前提,那意味着更多人获得了创作和发声的通道。
说到人类永生的话题,不得不提到数字身份。艺术家徐文恺给自己取名“aaajiao”,并称这串字符只是一串代表的ID。他在自己的个展“a'a'a'jiao:一个ID”中简明扼要地提出:“我们终于到了一个第一身份不再是智人而是一个用户的时代……作为一个用户,我觉得自己是完整的,作为一个人类,我觉得自己是明显残缺的。”徐文恺还认为,个体的记忆是残缺的,而通过社交网络来记忆,记忆就变得非常实体化。[35]林科也是使用数字身份进行创作的艺术家。在林科的展览“天空绘画”上,可以看到他将使用电脑和鼠标创作的画直接转化成实体空间的绘画,将电脑屏幕中的光还原成自然中的光。[36]徐冰的展览“世界图像”展示了一个以图像构成的世界,作品《蜻蜓之眼》更是以公共摄像头捕捉的公民隐私画面制作而成[37],令人思考在大数据治理和全面市场主导的时代,摄像头成为24小时不停看着我们的眼睛,我们的数字身份是否还归我们自己所有的问题。在龙星如策展的“撒谎的索菲亚和嘲讽的艾莉克莎”中,人工智能作为一种主要的在场,使得观众反思大数据和技术垄断对自己的公民生活造成了何种影响。在过去的近几年中,欧盟在2018年制定了限制大数据的隐私和使用范畴的法案;2019年美国旧金山成为全球第一座完全封禁人工智能面部识别技术的城市;2020年美国大选中的民主党候选人提出拆分互联网大数据公司的竞选方案。[38]对数据背后的使用者的不信任加重了人们对数据安全的焦虑感。
5G技术脱胎于互联网发展的需求,成为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的基础。以无人驾驶、智慧城市、工业4.0等为代表的物联网应用场景,让5G技术成为了整个时代发展的助推器。艺术家借助5G可以完成更精确的3D创作以及与团队的远程实时协作;美术馆也可以将整个场馆搬到虚拟空间,节约场地费用、运输费用;观众可以在家中借助设备足不出户看展。不过它也带来了隐患,当万物开始互联,现实中人的重要性在关系网络中逐渐淡化。[39]为了反思数字时代人的重要性,出现了很多作品。陈抱阳的《联邦竞速》展示了一个在迷宫中不停行驶着的AI机器人小车,它在程序创造的迷宫中不停移动,却没有替人类解决任何问题,彷佛影射AI可以用来解决问题却找不到真正的问题的局面。[40]万物互联的光明一面并没有抵消掉人们对它的忧虑,ZKM(德国卡尔斯鲁厄媒体艺术中心)策展人菲利普·齐格勒在“数字化革命影响下的艺术”研讨会上表示:“数字技术剥夺了我们很多去经历的权利,使得我们失去了去经历未知的可能性,事实上数字技术更多地关闭了我们对未来的愿景,而不是打开。”[41]因此人需要探索如何运用它们以防止自我被机器奴役。
陈抱阳:《联邦竞速》,投影、小车、交互装置,尺寸可变,2019年[42]
智能家居和智能助手可以说是物联网技术应用的最具代表性的产物。家居硬件借助互联网拓展至娱乐、安全、开关控制、照明、室内环境等各个角落。而苹果的智能助手Siri(Speech Interpretation and Recognition Interface,即语音翻译与识别界面)和亚马逊的艾莉克莎(Alexa)可以看成是替人类发出指令的一种服务。作为对AI助手尖锐的讽刺,劳伦·麦卡锡的《劳伦》中,艺术家尝试把自己变成真人版的亚马逊艾莉克莎——作为一个家用智能设备。这是一场在线的演出,持续了几天时间。艺术家全天候地远程观看这套设备的用户,并且控制着他们的家居环境。艺术家希望成为一个比AI更好的“智能助手”,因为作为一个人类,她觉得自己有能力真正理解用户,甚至预测他们的需求。[43]凯尔·麦克唐纳 《一次穷尽人潮的尝试》则是相似的概念,让观众代替人脸识别的机器对监控摄像头拍摄到的路上行人的身份和行为进行判断并打上标签,此时能看出每位观众都是那么主观且富有想象,使作品充满浪漫主义的气息。
除了在艺术作品中的展示,物联网也体现在美术馆的硬件和软件装备上,比如木木美术馆使用的SENSORO网络已经实现远程消防、智慧温湿光监测、智能蓝牙传输导览,大大增强了观众的观展体验。[44]还有许多美术馆都开始使用的中国自主研发的BOE(京东方)画屏,可以实现艺术端到端传播,甚至可以手机端远程操作。只要美术馆安装该屏幕,展出时甚至不需要搬运数字画作,只要获得版权许可,选择合适尺寸的屏幕在展厅中播放资源即可。
互联网带来了普通人创造力的革命,这一点今后只会愈演愈烈地发展下去。在2019年初,曾经由周姜杉、龙星如等人主导的独立项目“屏幕间”(SCREENROOM)开始衍生出自己的艺博会实验——朋友圈艺博会。一个多月的时间内,987名“网民”艺术家、创作者的3810件作品出现在了这个虚拟空间之中。同时,它也完成了来自全球42个国家的20多万人次的观展量和9587次的低额交易,随后还完成了很多场线下展览。[45]这场在虚拟空间开展的艺博会以用户上传视频、图片作为参展,以给作品定价作为卖方,以用户之间的点赞和付费作为收藏,完成了虚拟的艺术买卖及收藏。这样的线上艺博会因为成本少、门槛低,迅速吸引了大量用户,如今已有五万人活跃在该艺博会中,这大大增强了非专业艺术用户的创作欲望。[46]林茨电子艺术节的资深总监马丁·霍齐克(Martin H)在谈到“数字革命的中年危机”时说,当下市场上最成功的公司们意识到一种草根运动的突然到来——人们讨论这些公司在将我们的数据变换成金钱。我们甚至不再是消费者,只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产奶的奶牛。[47]因此需要艺术家聚在一起思考,如果抵抗这种权力的剥夺,就需要自己掌握自己的数据。
(三)数字时代的艺术与人文精神
- 科技中的艺术还是艺术中的科技?
或许正如科学家马兆远博士所言,科学家和艺术家合作目前“其实主要是艺术家的问题(一厢情愿),科学家都不用学艺术的。艺术都走到怎么诠释了,科学家只要学会说好话就行了”[48]。这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中国艺术与科学发展不均衡的现状,给艺术与科学融合造成一定的困难。生物学家、精神科学家戴夫·费瑟斯通(Dave Featherstone)在Quora上回答“艺术曾经是一门科学吗?”的问题时表示:“科学=艺术。它们是一样的东西。科学和艺术都是人类试图理解和描述我们周围世界的一种尝试,尽管主题和方法具有不同的传统,目标受众也不同,但是我认为动机和目标基本上是相同的。”[49]墨尔本科学馆馆长罗斯·希考克同样表示:“不要误以为将艺术与科学结合是一种时尚。恰恰相反:艺术与科学的碰撞是一种早就存在的实践。在文化领域内,这两个学科有些奇怪地分开了——我们去美术馆里找艺术,而在博物馆或科学中心找科学。”[50]可见艺术与科学本来就是人的完整性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说到科学和技术与艺术结合的重要性,我们不妨参考以其人文学科为傲的英国。在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简称AHRC)2019年发布的经费发放计划中,特别设立款项给艺术与科技的跨学科主题,探讨艺术与科学共同担忧的问题和价值观,以提高英国在艺术和人文研究方面的国际地位,从而进一步提高英国学术研究对文化、社会和经济的价值。与此同时,AHRC将我们语境中的“新媒体艺术”列入创意工业,并认为这些包括设计、建筑、电影和电视、软件和视频、游戏、音乐、视觉和表演艺术在内的板块是将人文研究成果转化成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方法,其中特别提到了沉浸式技术及其应用,将投入足够多的资金以“确保英国成为世界沉浸式内容的生产中心”。而每年创意产业贡献的1010亿英镑的总附加值(GVA)则远远超过了汽车、航空航天、生命科学和石油天然气部门的总和。另外,在艺术与科学的主题中,还将致力于证明艺术和人文学科的理念和方法对科学的成功至关重要,比如将人文学科的专家和科学家聚集在一起,创立新的跨学科实验室,以调动艺术与人文学科开启面向科学的研究传统。[51]
说到艺术和科技的关系,可以从“科技中的艺术”和“艺术中的科技”两个角度来讨论。从艺术中的科技出发,可以将光学、透视法、摄影术、颜料提纯技术都看作科技的一种。而到现在,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为艺术的创意及表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科技手段与艺术创意的融合直接催生了大量全新的艺术形态。策展人邱志杰将现行的科技艺术笼统地归为两类:“一类以科学的知识体系展开,运用理性进行预言与检验,其创作不一定包含硬核的技术;另一类是从技术出发,以数字艺术(Digital Art)作为典型,指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数字编码艺术,或以电子方式存储和处理不同格式的信息(文本、数字、图像、声音)的艺术。”这里明显地将科学和技术两者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分离。2019年,伦敦皇家艺术学院将科技正式纳入教学。而美国近年来则倡导将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扩展为STEAM(加入Art),这一趋势毫无疑问地显示了艺术在科学中的重要性。而说到“科技中的艺术”,则更多指的是艺术对科学和科学教育的贡献,特别是科学图像视觉化方面。[52]另外,在宏观层面,艺术与科学作为通识向所有人开放,使受教育者可以自由选择。其次,艺术活动激发了科学思维,进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有研究表明,人们在参观艺术展时,作为快乐物质的血清素会提高,因此欣赏艺术甚至可以作为一种医疗的辅助手段。9月,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大脑的秘密”当代艺术展展出了艺术家刘娃的作品《看最后会到哪》,通过喷绘和视频的形式展示她在浏览网页的过程中如何用脑机接口检测自身情绪并将其视觉化。[53]
可以说,无论是科技中的艺术还是艺术中的科技,中国艺术与科技之间的交流都在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由于数字化技术的进步,数字人文也迎来它的舞台,开始受到广泛的重视。
- 数字人文(digital-humanities)与生命艺术
针对人文学科现阶段发展的缺陷,数字人文(简称DH)概念被提出,由此将数字化的工具及方法带入了人文研究领域。数字人文科学是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的交叉领域,主要包括对数字资源的使用和应用分析,例如建立在线收藏、大型人文数据库,使用包括超文本、超媒体、数据可视化、信息检索、数据挖掘、数字地图、数字出版在内的工具进行呈现。显著的特点是在人文与数字之间建立了双向联系,同时强调技术在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DH由于具有改变人的实践和理解的潜力,因此在高等教育及其以后的领域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全球发展了数字人文科学的大学不在少数,如英国剑桥大学、伦敦国王学院、伦敦大学学院、谢菲尔德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荷兰格罗宁根大学都建立了DH中心,其中剑桥大学数字人文科学中心更有讨论“机器的观看”,通过艺术史、影像研究、人工智能、人机交互和机器视觉来认识机器与我们的观看有何不同。
韩水法教授聚焦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科学,认为要追问以下三个问题:1)人是什么;2)人的性质的变化;3)变化前后的关系。这三个问题是“数字人文”所要遵循的理论依据。[54]在“未来智慧:2019人工智能、艺术与科技展”中,人工智能可以帮助采集非遗技艺的数据基因,记录濒临消失的人类艺术传统,成为数字人文在艺术中的实践。李谦升、张婉君、黄鑫、关以晴的《非遗技艺的数据基因》借助动作捕捉、眼动仪、脑电波传感器、三维动态扫描仪等数据采集设备,来保存非遗技艺的独特基因,在时间和空间的四项维度中,来记录、分析甚至复原非遗技艺手工艺者的动作、注视点、脑部活动甚至肌肉变化。现场将数据可视化为彩色圆点,观众可以与这些数据互动,并重新审视技艺背后的独特的秩序与魅力。[55]
“林茨电子艺术节”从2019年起将那些无法定义的前沿艺术的名称从“混合艺术”(Hybrid Art)改为“人工智能与生命艺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Life Art),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科技艺术中两个关键性的力量正在形成。其中人工智能已经被大众所熟知,而生命艺术是什么呢?在此次电子艺术节上展示的基因改造作品《改造的天堂:衣裙》由日本艺术团体Another Farm创作,虽然展示的是一件荧光的裙子,但其原材料却是由结合了发光水母和珊瑚基因的蚕所产下的“荧光蚕丝”,再以日本京都传统的织布技术“西阵织”编制而成。[56]这不禁使我们陷入思考:经过了基因编辑的蚕不仅存在,还与艺术家“合作”生产出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是否未来人类也将面临随意被改造基因的风险?戏剧性的是,就在该展览开幕的一个月后,原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副教授贺建奎因一年前对一对双胞胎婴儿胚胎细胞的CCR5基因进行基因编辑,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并处三百万罚金。除此之外,艺术家艾萨克·蒙特(Isaac Monté)和托比·基尔斯(Toby Kiers)创作的《欺骗的艺术》(The Art of Deception)是对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缩写为H+)的一次实践,以暗示技术过度开发的危险。一排罐子中展示了8颗猪的心脏,经过去细胞化处理,成为一个一个形态各异的雕塑被置于瓶中,也让人反思我们面对失去了生命形态的器官是否还富有同情心。[57]
总之,数字人文正是借助数字技术对原有人文学科所研究的范畴进行改良的尝试。在这里,“学科边界”这个在工业化时代存在的词汇将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每个研究对象都依自身条件选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实现工具。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艺术与科技之间界限的学科“偏见”会被数据矫正,因此将大大提高双方研究的客观程度。[58]
三、新媒体/科技艺术作为一种消费品
(一)艺术机构的选择与艺术家策展
在展览路线的选择上,中国有很多美术馆或艺术机构都将自己的阵地逐渐转移到了新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上面去。4月,油罐艺术中心的首秀便为上海观众带来了“teamLab:油罐中的水粒子世界”,将55号罐改造为大型沉浸式互动空间。[59]北京现代汽车艺术中心特别设立“Hyundai Blue Prize”,以艺术、科技和人性化的视角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挖掘优秀青年策展人,同时支持获奖策展人实现获奖的策展计划。[60]除此之外,上海的明当代美术馆延续了“撒谎的索菲亚和嘲讽的艾莉克莎”、“机器人间”两个展览的传统,推出“脑洞——人工智能与艺术”展,作品围绕人工智能作为主体(AI as Subject)和人类作为人工智能(Human as AI)展开讨论。[61]合美术馆秉持着“用科技的力量加持艺术”的观念推出“开合未来”科技与艺术融合展,展览中呈现了两个聊得热火朝天的小机器人(孙艺菡《打扰》),机械控制的眼睛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也看着观众(邱宇《机械控制的眼睛看到镜子中被控制的眼睛在看他》)。[62]UCCA则是开展首届数字绘画实验艺术征集展,在该展览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讨论了“如何定义数字绘画”、“绘画如何在数字时代被激活”、“如何看待数字绘画在当下的发展”等主题。[63]10月,重庆悦来美术馆开馆展“临界”也使用了一个物理学概念来描述今天或者未来“艺术”与“科技”这两种不同介质。[64]时代美术馆延续了亲民路线,彻底脱离了学术背景,推出展览“制造之外”沉浸式艺术展览,在上海、北京、成都三地巡回展出。[65]CHAO艺术中心[66]、CAC新时线媒体艺术中心则聚焦愈发沉浸于编程化、智能化环境中的生活。沉浸式的梵高展览甚至走进了国家博物馆。[67]
与之相应地,国内很多画廊开始收编新媒体艺术家。从2014年佩斯正式代理teamLab开始,市场开始热络起来,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便是,似乎每个人都在问这样的艺术形式是否还是艺术。2016年佩斯启动PACE ART + TECHNOLOGY项目,越来越多房地产商、餐饮从业者、商务部和地方官员前去考察寻求合作。更多的资金、更大的场地体现着其商业价值,这样的态势分担了画廊的压力。除了佩斯画廊,还有艾米李画廊、现在画廊、杨画廊、长征空间,都将目光转向新媒体艺术家。从中国艺术家从事艺术活动的情况也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80后、90后年轻艺术家使用新媒介作为唯一的创作媒介,借助社交媒体的加持,他们成为了投资和收藏的首选。[68]而OUTPUT作为成立仅三年的中国数字艺术平台,不断签约国际数字艺术家的同时举办了“宫里过大年”和“释放全景”等数字沉浸体验展。
8月,今日美术馆开启第三届今日未来馆项目,由90后策展人、艺术家龙星如策划。身兼数职的龙星如这次的身份是一个策展人,她聚焦最前沿的科技与艺术领域,对人工智能时代的种种可能性进行展望。时任今日美术馆馆长高鹏指出,其实在2017、2018年,今日美术馆通过品牌跨界展及公众展览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商业合作以及门票收入。然而到了2019年,徐冰《蜻蜓之眼》、“今日未来馆”这样“有门槛”的,相对小众、相对学术的展览,则面对着大多数公众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知识储备的局面,因此美术馆承担着收入下降的风险。但今日美术馆认为这样的选择才体现了美术馆的价值所在,小心地平衡着学术和市场。[69]10月,陈天灼个展“入迷”在木木美术馆开幕,并开启了长达36小时的马拉松式的沉浸式剧场表演,演员们在装置、录像、灯光等多种媒体之间穿梭,与观众形成互动甚至是身体接触,调动着观众的热情,像是在进行某种神秘的仪式或是混乱的派对。[70]在这次展览中,陈天灼作为新媒体艺术家,同时也是策展人。不过与其说是策展人,不如说是一场演出的总导演。正如马钰坤所说:“艺术家策展在中国越来越常见,身兼数职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他们的身份往往是流动的,乐于做任何新尝试。艺术家担任策展人的优势在于其勇于冒险、突破窠臼的品质,他们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常常带来最珍贵的创意。”[71]
这是在两个不同场馆中发生的新媒体艺术/艺术与科技展览,不同的是,一个倾向于将策展人的概念隐藏起来,更注重现场的视觉体验;而另一个则依赖于清晰的策展人思路,带领观众进行展览观念的一步步推进。在谈到美术馆中的策展人身份问题时,马钰坤提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策展人越来越多,而且其身份和知识构成也非常复杂,他们不但包括批评家、美术馆及艺术机构从业者,也包括艺术家、画商、经纪人、企业家、明星,不一而足。策展人变成名誉或头衔,作为一种流行在展览中出现。就像展览必须有研讨会才显学术一样,似乎没有策展人就难显高大上。”[72]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艺术生态中的体系相对不完善的现状。
(二)政策的鼓励 vs. 尚未准备好的市场
一个产业的良好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中华文明作为亚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媒介和技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5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作主旨演讲。次日,作为系列活动之一的“共生与再生——亚洲数字艺术展”开幕。该展览得到了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宣传部、海淀区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其中,中国艺术家徐冰的《汉字的性格》,德国艺术家托比亚斯·格莱米尔(Tobias Gremmler)的《书法运动视觉》《京剧运动视觉》《功夫运动视觉》,澳大利亚艺术家邵志飞(Jeffrey Shaw)和莎拉·肯德丁(Sarah Kenderdine)的《功夫可视化》,中国台湾艺术家林俊廷的《造象》等都是围绕中国汉字、功夫、京剧等元素,以数字艺术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的全新解读和演绎,从而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聚焦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的主题背景下,通过数字媒介,体现了中华文明基因对亚洲乃至对世界艺术潮流的影响。[73]在该活动的影响下,很多市民得以免费走进该展览,观赏到艺术与科技结合的优秀作品。同样规格的展览若是交给商业机构主办,成本带来的昂贵票价则将大大削弱非专业观众走进现场的积极性。
亚洲数字艺术展开幕现场[74]
6月,首届广州空港双年展开幕,特别开放新媒体主展区,艺术家通过对村落中早已凋敝残败的老宅进行再创造,共同创建出14间新媒体空间,这其中包括了来自吴珏辉、葛宇路、宫岛达男、莱恩·甘德以及前teamLab成员、新锐艺术家李昊哲等三十余位艺术家的作品。[75]林万山创作的《耕魂乙》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对着老旧的祠堂席地而坐,彷佛在回忆人类时代通过繁衍实现的生死轮回、代代相传,然而这些人类的感情在后人类时代不复存在,只能依靠机器的想象来重现。[76]
9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以建设人文机场为核心,被打造成一座公共、开放、共享的艺术“博物馆”。
林万山:《耕魂乙》,铝合金、不锈钢、光敏材料、电机、控制主板等,180×180×220 厘米,2019年,图片来源:广州翼·空港文旅小镇[77]
李震、曹雨西《水墨互动》现场图片,北京大兴机场[78]
目前,相较于积极的政策支持,中国的新媒体艺术或说科技艺术市场整体呈现出尚未准备好的状态。新的媒介的运用使得新媒体艺术、数字艺术作品买卖和收藏缺乏依据。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并没有像古根海姆全球当代艺术机构创始人菲利普·赫勒·古根海姆先前认为的那样可以“使用区块链令艺术品被许多人共同拥有”。据统计,目前在艺术品市场中,与区块链及数字艺术相关的艺术作品只占到5%,但随着区块链技术的扩展,未来很有可能使这个行业更加民主化。艺术家、收藏家和所有的参与者都能从中受益。[79]
2019年11月16日,被称为“影像艺术之父”的韩裔新媒体艺术家白南准的巨型装置作品《宇宙船远征虚拟金星》在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中拍出92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刷新了个人作品成交纪录。虽然与同在“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夜场拍卖的传统绘画板块中动辄数千万的的行情相比仍然不算天价,但是却激起了中国消费者对新媒体艺术收藏的好奇。[80]在收藏市场,装置类的新媒体艺术作品对环境和技术要求较高,安装和维护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这一点首先增加了买方收藏的难度。而对于影像类的新媒体艺术作品,英国泰特美术馆的策略是:“保留最原始的、未压缩的文件,之后每过五年就考虑是否转成更新的格式,因为原格式有可能已经被淘汰。但是无论怎么转变,其原则和宗旨仍然是保留作品最初的样子与感觉。”有些艺术家注意到了这些困难,甚至为了使作品更容易被收藏,将作品设计得方便运输和安装。[81]当然在藏家中也有极富远见的先驱者,Julia Stoschek于2002年建立起新媒体艺术私人收藏JSC,后向公众开放,如今已有255位艺术家的850件作品。她联合艺术品保存与修护专家Andreas Weisser建立起他们的媒体艺术资料库并尽力达到美术馆标准的存储条件。[82]然而这样的景象在中国还很罕见。华辰拍卖副总李欣直言:“现在国内唯一有市场的是上海,但上海也只是局限于很少的机构里面,比如香格纳画廊。”原因是,很多作品从呈现形式到完整度再到学术定位都存在问题。[83]戴陈连则认为:“虽然新媒体艺术作品尚未形成完整成熟的购藏体系,但作品出售、租赁、定制以及与商业结合的艺术项目都可以为艺术家带来收入,而真正进入到一二级市场交易的很少。”[84]
进一步想,在科技全面进入艺术的今天,传统的艺术市场是否会慢慢失去活力?像今天一样由绘画和雕塑占领的世界还能存在多久?而如今已经成熟的艺术家,是应该积极地响应时代,使用新的技术,还是坚定地守护经典的创作方法?相信答案就在不远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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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转站是一个由北京大学现代艺术档案(CMAA)发起于“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2017)”,以新媒体、艺术与科学为主题的开放实验室和工作室。中转站每年在“中国当代艺术年鉴展”上与不同的艺术机构、艺术家和策展人合作完成。中转站有两个学术方向,一个是从新媒体艺术的当代状况出发,探讨媒体/媒介对人性的恢复、重塑和异化;一个是连接艺术与科学,推动两个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实验,共同探讨由“后人类”和人工智能引发的人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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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截至撰稿的2020年3月24日,中国5G用户已超过2600万人。参见张俊:《中国5G套餐用户超2600万 但大量用户并未用上5G手机》,https://tech.sina.com.cn/5g/2020-03-24/doc-iimxyqwa2863442.shtml,2020年3月2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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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璐:《“数字革命的中年危机”出路何在?林茨电子艺术节到中国捕捉“深圳的风”》。 ↑
同上,制作过程另见:https://www.isaacmonte.nl/the-art-of-dece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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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莹:《“脑洞”,洛克巴西利斯克随想》,https://mp.weixin.qq.com/s/ry2DzOX0BNsRrd6ppIZN9g,2019年12月27日。 ↑
《合美术馆这场令我“既惊恐又惊喜”的新媒体艺术展……》,https://mp.weixin.qq.com/s/_Rz8uwh1z_ZfKRbFsqaY8g, 2019年10月4日。 ↑
《绘画如何在数字时代被激活?首届数字绘画实验艺术新闻发布会在尤伦斯举行》,https://news.artron.net/20190629/n1055492.html,2019年6月29日。 ↑
于奇赫:《除了火锅、小面和轻轨,这里又添一座高颜值美术馆》,https://mp.weixin.qq.com/s/sRcezaB-At02vZu1mUSqsg, 2019年10月1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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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